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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杂志封面来了!王文教:精忠报国,无悔人生

网站编辑:战神娱乐-战神娱乐app-战神娱乐官网 │ 发表时间:2019-12-12 13:00:49 

  2019年,距离王文教从印尼回到祖国已经整整65载。来时的他,风华正茂,还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过耄耋,但仍壮心不已。

  谈及9月29日,王文教仍然十分激动:“感谢祖国还惦记着我。”那一天,习近平主席亲自为他颁授了“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合影时,86岁的王文教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挂着标志性的严肃神情。“这个荣誉不仅是给中国体育界、中国羽毛球队的,也是给我们这些爱国华侨的。当年,和我一起从国外回国的有很多人,而我是其中最幸运的那个。”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王文教眼中的执着不曾改变。那是65年前他毅然回国、挥别雅加达港的执着;那是他为推动中国羽毛球事业发展、克服重重困难风雨无阻拼搏的执着;那是他执教国羽21年、从无到有、全力书写崛起的执着。王文教,作为中国体育的拓荒者,作为带领中国羽毛球走向辉煌的奠基人,“人民楷模”的荣誉称号正是对他初心不变、胸怀祖国、辛勤付出的最好褒奖。

  当这位已经86岁的老人打开时光宝盒的时候,关于羽毛球、关于祖国的点点滴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在他的心中,自己的每一次高光时刻都是与祖国紧密相连的。他说:“我热爱羽毛球事业,我热爱这个国家,我的人生无悔。”

  

  1954年,从印尼归国的四位华侨青年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成立了临时的国家羽毛球队,并在全国各地进行表演。

  归国之路既遥且艰

  1933年,王文教出生在印尼梭罗,8岁接触到羽毛球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放学后,他丢下书包就跑进球场里。因为热爱,他将羽毛球视作自己的第二生命。17岁时他入选印尼国家羽毛球队,18岁时赢得了印尼羽毛球冠军。虽然出生在印尼,但自小王文教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根在祖国。王文教的祖籍是福建南安,当年父母为了生活漂洋过海,到了印度尼西亚。

  1953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准备在天津举办一次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就是这次运动会,成为王文教下决心回国的契机。在运动会开幕前,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推动与协助,通过印尼体育界侨领方定埙先生出面,组织了一个50人的印尼华侨青年体育观摩团,准备回国参加比赛,其中羽毛球队是由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和苏添瑞组成。

  但是,观摩团在办理回国手续时被层层刁难,加之交通不便,他们坐船在海上走了一个星期,经香港上岸,从罗湖桥入境,接着坐上绿皮火车再走两天两夜。抵达天津时,运动会已经结束,观摩团只好追加举行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王文教对阵刚刚摘得冠军的上海选手。双方一交手,王文教首局不费吹灰之力,就以15比0赢下。第二局王文教见状接连送出几分,以15比6结束比赛。这场太过轻松的胜利触痛了王文教,也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运动会后,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华侨观摩队开始了到祖国各地的游览。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新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青春飞扬的激情、建设的热流,不停地撞击着海外游子的心。一路上,王文教将祖国的勃勃生机看在眼中,不断刷新着他对这片大地的热忱与期待,更是颠覆了他在印尼得到的截然不同的祖国形象。于是,王文教与陈福寿这对自幼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好搭档私下商量,当时就想留下来不回印尼了。他们的想法很单纯,“我们既然有技术,就应该回到祖国把羽毛球搞起来。”

  不过,当时印尼政府给他们发的是集体护照,50人共用一纸签证,一人不回去,别人回去就麻烦了。王文教虽然无奈,但也只能跟着集体一起走。“先回到印尼再想办法返回祖国。不过,当时我已经是印尼国手,还打败过马来西亚的世界冠军。”王文教知道回去之后,他很难再出来。

  

  在上世纪50年代,回国是印尼许多华侨的共同理想。然而,对于王文教和陈福寿来说,回祖国意味着要抛下已有的一切,放弃他们在印尼国家队中的荣誉和地位。由于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的会员,那么回国之后他们将没有机会参加正式的国际比赛,对于正值当打之年的他们无疑是放弃成就的酷刑。

  但是,王文教痴心不改。他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回国,帮助祖国提高羽毛球运动水平!他一面与陈福寿反复商讨,一面继续联系其他有志回国的华侨青年。经过半年多的筹划准备,在雅加达的黄世明决定和他俩一起回国。当时,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王文教他们在护照上没有使用为人熟知的以闽南语发音的姓名,而使用汉语普通话发音的拼写。

  为了回祖国贡献热血,王文教抛下了亲情、爱情、友情,他甚至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当王文教在海关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就此和新中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无论顺境或逆境。1954年5月6日,王文教、陈福寿等爱国华侨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中国第一代羽毛球队的全体教练和运动员。

  拓荒之路渐成燎原之势

  回国之后,国家体委以王文教、陈福寿等为主,在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竞技指导科成立了羽毛球班,王文教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考虑到当时羽毛球运动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和训练场地等因素,羽毛球班被放在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礼堂里,那里有惟一的一片羽毛球场地,可以开展训练。

  当时,他们住在天津和平区的重庆道100号。每天清晨,天蒙蒙亮,几个年轻人就要赶到民园体育场,坐公交车去劝业场,之后,再转乘有轨电车,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训练。作为队长,王文教每个晚上都要凭票给大家报销车费,“每天1毛4分钱!”

  最初,队里只有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三个人练双打,根本练不起来。不久之后,施宁安就加入了我们。”至此,他们以四人为主组建起了一支“准”国家队。

  一切从零开始的中国羽毛球事业,训练设施的不足和物质匮乏,让几位小伙子感到有些不太适应。王文教一度因营养不良,而引起腿部浮肿。“当时我一回来,有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只有17块人民币,伙食费还要交9块,只剩下8块钱,后来我的自行车也卖掉了。但这不算什么,我感觉年轻人怎么样都行,而且体育也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品质。”那时候,主管体育的贺龙副总理知道了情况,特别要求给羽毛球队蒸米饭、开小灶,这份来自国家的特殊关怀,让他们倍感温暖。

  在天津,王文教他们开始了我国羽毛球运动最初的普及和专业筹建,并逐渐制订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羽毛球班的任务除了一周5天半的训练,还要负责在社会上推广羽毛球运动。利用周末,王文教他们在京津两地的一些工厂、学校等单位举行表演赛。“表演赛时,我们为了增强观赏性,经常从胯下、背后击球,让人们感受羽毛球的神奇与乐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人家听不懂什么叫羽毛球(天津话叫“嘛呀”),到后来在各地公园里看到打球的人越来越多。眼见着,羽毛球的群众基础在他们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中慢慢积淀出了广度与厚度,王文教内心深感欣慰。

  1955年底,羽毛球班从天津迁到北京。不久,位于体育馆路的北京体育馆建成,羽毛球班在北京终于第一次拥有了室内的训练场地。“当时,毛主席还来参观我们的训练。队友们都很兴奋,而陈福寿因为太激动了,全程光顾着看主席了,连球都不打了。”忆起往昔,王文教笑得像个孩子。

  不过,北京的寒冬也让王文教这些出生在赤道附近的“归侨”吃尽了苦。他们住在体育馆附近的平房里,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烧煤取暖。可是他们仍然用一腔热血,为新中国的羽毛球事业卖力拓荒。他们似乎生活中只有羽毛球,不停地练习,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把祖国的羽毛球事业尽快搞上去!

  王文教和队友带回来的先进打法和理念,犹如星星之火爆发出了燎原之势。为了更好地推动羽毛球运动,国家体委决定在这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的福建和上海分别成立羽毛球集训队,并将王文教他们四人分配到这两个集训队里,以便让他们继续发挥“火种”作用,带动一批年轻队员专心训练。王文教毅然加入自己的家乡福建队,“我的家乡观念重,当时福建省承诺为我们准备6片羽毛球场地用作训练。”

  福建队第一代运动员

  1956年11月,福建省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相继建队。两年后,随着中国羽毛球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成立羽毛球队,这些集训队都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羽毛球》教材作为训练指导。

  1957年3月底,由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4名福建籍运动员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访问印尼,先后在雅加达、万隆等地进行了45场比赛,取得30场胜15场负的战绩,这也是国羽首次战胜世界羽坛劲旅印尼队。同年,在苏联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王文教与队友发挥出色,一举摘金。当他们眼见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场馆内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时,小伙子们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能够为祖国争光,我们非常激动。”

  

  1959年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王文教、陈福寿、陈家琰、黄彬包揽全部五项冠军。

  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福建羽毛球队获团体总分第一,王文教收获了男单和男双两项冠军。但是,随后全国出现的大饥荒使羽毛球运动的发展遭到挫折。一些省市的集训队被迫解散,王文教等四名大将所在的基础较好的福建、广东、上海、湖北等省成为硕果仅存的几支羽毛球队伍。上世纪60年代初,王文教和陈福寿等人由于多年“征战”,伤病缠身,开始逐渐淡出赛场,转为教练。

  所幸的是,此时又有一批生龙活虎的归侨运动员如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傅汉洵、吴俊盛,还有女运动员陈玉娘、梁小牧、梁秋霞等人相继回国,他们分别被选入了福建和广东羽毛球集训队。身处困难时期,王文教的母亲专门从印尼给他寄回了肉松、香肠、黄油、饼干、奶粉、沙丁鱼、午餐肉等各种食品,全都装在藤篮里运给他。时至今日,回忆起当时的情境,王文教还是带着那份苦中作乐的幽默,“想要翻到下面的食物,人要爬进藤篮里面去拿。藤篮上有个号码锁,密码是816。那时候,有钱没用,想买糖都买不到。”他还记得带着刚回国不久的队员去上海、南京交流,“汤仙虎一口气吃了十个包子,虽然付钱时挺贵的,但是看到他吃得特别香,我是高兴的。”

  改做教练的王文教有了汤仙虎、侯加昌等几员生猛大将,他卧薪尝胆,悉心调教,帮助他们迅速成长为中国羽毛球的新生力军。在训练场上,王文教不苟言笑,严厉也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在训练上不允许队员们出现任何松懈,生活上同样是严要求。“我管得挺严,每个人都要遵守纪律。”随着中国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各省、市的羽毛球队相继恢复了正常。与此同时,与羽球王国印尼以及欧洲强队丹麦、瑞典等之间的国际交流也开始恢复。

  

  1963年,世界强队印尼羽毛球队来华访问,与中国羽毛球队进行了两场比赛,中国队大获全胜。赛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参加比赛的中国和印尼两支羽毛球队。

  1963年7月,印尼羽毛球队来访,王文教派出傅汉洵、汤仙虎、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年轻选手代表中国队出战。首场比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年轻的中国羽毛球队以4比1战胜了拥有曾夺得汤姆斯杯的陈友福、杨金美等赫赫名将在内的印尼队。紧接着,福建队在天津以3比2战胜印尼队。

  转年夏天,第一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15年以来中国羽毛球事业取得的成绩及获得的经验,会上明确了“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确定了“以我为主,以快为主,以攻为主”的发展方向,为我国羽毛球事业的突飞猛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中国羽毛球队依然遵循着这个特点。

  

  1965年,中国羽毛球队出访丹麦、瑞典,相继与当时的欧洲劲旅丹麦队和瑞典队进行比赛,最终中国队以34比0大胜,震惊国际羽坛。

  创造“无冕之王”的时代

  1965年,王文教率领着“青年军”到丹麦,与当时的世界冠军来了一场较量,也创造了一段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的辉煌。

  10月19日,中国、丹麦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在哥本哈根举行,中国派出了10人组成的球队。王文教回忆说:“开赛之前,当地电视里面转播打出了‘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的大标题,然后就讲中国东亚病夫,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气愤。”中国驻丹麦大使柯博年当即给队伍开会,叮嘱道:“你们带着气愤的心情去比赛,肯定无法发挥出真实的水平。我们是礼仪之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丹麦人对羽毛球的热爱由来已久,一直都以‘羽毛球王国’自居。我们要拿出体育精神,去赛场上和对手一决高下。”经由大使的一番激励,教练、队员都斗志昂扬,憋足劲要在场上亮出真剑。

  首场比赛,中国选手以全胜战绩击败所有上场的丹麦选手,让丹麦观众为之一震。“我们不打败他们,他们不会服输。后来,六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被汤仙虎打了个15比0,真的是一个奇迹。那次比赛,丹麦队全军覆没。”

  10月21日至27日,中国羽毛球队辗转到丹麦的奥尔胡斯和芬兰的赫尔辛基进行友谊比赛。丹麦队在哥本哈根惨败之后,当地一家报纸赫然登出六次世界冠军获得者科普斯的大幅照片,并署以标题“他将在奥尔胡斯复仇”。21日晚,汤仙虎面对强手,以凌厉的扣杀、灵活的抽吊,打得科普斯只有招架之力,他以15比5先胜一局,接着又以15比0的悬殊比分战胜这位丹麦“骄子”。

  

  1965年出访北欧胜利归来后,贺龙副总理接见了参加此次访欧比赛的中国羽毛球运动员。

  翌日,那家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又一则大幅新闻,标题是“我们的世界冠军吃了鸭蛋”。报纸评论说:“中国羽毛球员的打法让人眼花缭乱,他们不停地起跳扣杀,他们的速度惊人,像节日的礼花闪动,当你在转身时球已落地,他们的网前球更像魔术师表演一样出人意料。”

  王文教说:“出访前,汤仙虎提议将大家的球拍漆成‘中国红’。对于当时用惯了白色球拍的外国选手而言,我们的球拍看上去很与众不同。”在丹麦期间,队伍不舍得在入住的酒店餐厅吃饭,就一起到外面路边寻找小餐厅解决。王文教笑说:“在酒店吃饭,人家点蜡烛、放音乐,都要算入用餐费里的。”

  北欧之行的出色战绩,让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无冕之王”的美誉。然而,王文教知道,想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冠军”,必须经过世界大赛的考验。

  

  1982年夺得汤姆斯杯后,王文教和侯加昌两位教练和队员在一起。

  首夺汤杯开启全新时代

  说起中国羽毛球的创业史,王文教对每一个时间节点和细节都娓娓道来。1972年年初回到北京重组国家队的转折点,他更是记忆犹新。

  那年,正在农村“干校”劳动的王文教和陈福寿接到周恩来总理的调令回北京,负责组建新的国家队。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一直到退休,王文教真正开始肩负起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一职。

  1974年,“无冕之王”在德黑兰亚运会上加冕,七个项目中勇夺五金。而真正让中国羽毛球队叱咤国际羽坛,还是在1981年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成为国际羽联成员以后,世界羽坛的广阔舞台才徐徐向中国敞开。

  在王文教的记忆中,1982年5月21日,与印尼队在英国伦敦皇家艾伯特大厅进行的那场汤姆斯杯决赛,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也是他在中国普及羽毛球28年迎来的正名时刻。这时,一代名将汤仙虎、侯加昌已经先后退役,国家队里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自从1958年第一次夺得汤姆斯杯后,印尼队又在连续七届比赛中拿了六个冠军。“刚开始比赛,我们特别紧张。因为输的队伍不仅没有任何奖牌,还要站在边上。”王文教双手一摊表示道:“拿不到冠军难受,看人家拿奖杯还得陪着。”

  这届汤姆斯杯决赛采取的是九局五胜制的赛制,分两天进行。为了打赢这场比赛,印尼队也是精英尽出,连续三届全英男单冠军林水镜,八夺世界冠军的32岁梁海量等悉数上阵。比赛第一天,印尼队3比1领先。赛后,团队的氛围很是凝重,输球的队员不想去吃饭,要直接回酒店房间睡觉,但是王文教指导坚持带大家去吃晚饭。“外界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相信大家。”在总结会上,王文教鼓励队员们要有自信去面对挑战。体育人的冲劲在师徒间总是一脉相承,“当我听到韩健说,明天还有五场球,比四场还多,可以转败为胜;陈昌杰更豪爽,他说谁笑到最后才最美。”王文教说,这让自己知道夺冠有戏。

  第二天,中国队一口气连赢四局,特别是在男双比赛中,孙志安和姚喜明顶住压力,击败了印尼双打卡托诺/哈里扬托,提前锁定胜局。小伙子们最终5比4击败了汤姆斯杯“七冠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王文教高举奖杯的那一刻,全场掌声热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感觉到真是扬眉吐气了”。赛后,英国队的领队评价这场比赛是“汤姆斯杯举办40年来水平最高、最扣人心弦的比赛”。

  

  不忘初心 鞠躬尽瘁

  从1972年担任国家队总教练到1993年退休,在王文教21年的总教练生涯中,他培养出了汤仙虎、侯加昌、韩健、熊国宝、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等56个世界冠军,带领中国羽毛球队四夺汤姆斯杯,他将敢打硬仗的基因融入到这支队伍的血脉之中。退休之后,王文教曾多次拒绝印尼羽协的执教邀请,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羽毛球运动在国内的推广和普及中。

  今年国庆节前的一个早晨,王文教一进入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羽毛球馆,注意力便立刻集中到了正在训练的国家羽毛球队队员身上。他观察了片刻后,随即走到场边,对一位队员的技术动作进行辅导。王文教说:“别看我都80多岁了,可一看到别人打羽毛球,我就忍不住会说几句。”看着世界冠军光荣榜上方高悬着四个大字“汗里藏金”,他说,能将自己的金牌与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是一生之幸。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仪式上,王文教与国家领导人和各界功勋人士一起在天安门观礼。他说:“我非常激动,我的一生献给了祖国,这是祖国对我的认可,是我一生的荣幸。祖国这70年变化很大,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希望祖国越来越好。”王文教说,最近他还回到福建老家,家乡人都为他感到自豪。

  对于王文教来说,初心始终是他的底色。虽然他已萧萧白发,但仍旧豁达开朗。弹指一挥间,往事历历在目。出生在赤道附近的他,即使在北京的冬天也习惯光脚穿凉鞋,但是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或许正是根植于心的中国情,让他不忘故土的初心生根、发芽,直至书写下一段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本文选于2019年11月刊《羽毛球》杂志